关方面是否会对QFII制度进行相应修订，以允许境外投资者参与金融期货交易，我们拭目以待。
（二）对境外期货服务商的开放
在期货服务领域，中印两国期货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开放，但两者存在明显区别。比如，我国通过“歧视性开放”来实现期货服务的渐进开放，我国的期货服务行业已经对在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注册登记的服务商实行有限开放。“歧视性开放”指的是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予以区别对待的开放措施，其优势在于：一是能够控制开放节奏，控制开放风险；二是能够增进区域经济合作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“服务大局”的作用。通过这种“歧视性开放”，可以更充分、更有效地把市场开放作为筹码运用到国际经贸合作活动中去，值得提倡。
（三）期货交易所对外开放的比较
印度期货交易所已经对境外投资者开放，但有股权限制。其开放途径是，先将交易所公司化、营利化，再允许境外投资者投资股权。
目前，我国共有4家期货交易所，其对外开放尚未实现零的突破。这4家交易所中，只有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是公司制交易所，上海期货交易所、郑州商品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采取的均是会员制组织结构。这3家会员制交易所都没有境外会员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也没有境外股东。我国的期货交易所是否需要对外开放？是否需要公司化？是否需要上市？是否需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？这些问题，应该提上期货市场监管层的议事日程。从印度以及全球的经验来看，先公司化再进行股权开放是比较常见的路径。
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，我国的期货市场在对外开放（包括开放准备）方面，步伐上落后于印度。印度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措施中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有：率先开放金融期货市场、对交易所进行公司制改造后进行股权开放等。
关于率先开放金融期货市场，笔者需要加以说明。相对于金融期货市场，商品期货市场的境内参与者风险管理能力相对较弱，商品期货市场涉及工业、农业中的生产商和贸易商等实体经济主体，特别是容易对农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，所以，一旦发生风险，商品期货市场将对国民经济产生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。而金融期货市场则不然，金融期货市场的境内参与主体一般都是专业性金融机构，风险管理能力、承受能力都比较强。即使发生风险，拥有雄厚实力的金融机构也更容易将损失消化，在市场波动风险和国民经济之间形成一道屏障。因此，在商品期货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孰先开放这个问题上，笔者主张先开放金融期货市场。
期货市场开放步伐快，就容易获取比较优势，更好地吸引国际投资者和服务商，增加市场交易量，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，扩大市场的影响，对争取地区乃至全球的定价权有积极作用。但另一方面，市场开放如果过快，也容易引发风险。最近就有专家、学者对印度资本项目开放的做法提出批评，相比之下，我国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采取的正是积极稳妥、稳步推进的做法上一页 [1] [2]
|
|
